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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枫:马来西亚华教之光

时间:2010-08-19  来源: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  龚宜君 点击:

一、前言

  李成枫于1908年生于中国福建南安梅山镇蓉溪村。其名字的来源是,当年叔父到北京考举人,那时叔父看到北京街道两旁枫叶非常美,回来又听说新生侄儿命中欠木,于是便替他取名为李乌枫;但由于族谱中是属于“成”字辈,乃改名为李成枫。

李成枫  幼年,李成枫念过私塾,家贫,于1927年十九岁时只身南渡马来亚。先在新加坡著名侨领陈嘉庚开办的鞋厂当卫生稽查员,后转入一家洒庄信汇小店任职。1930年入李光前创办的南益树胶公司任书记,后升任经理。李成枫在南益精心开拓树胶、植物油、饼干及机械工程等业务。随着南益集团业务的发展,李成枫成为该集团属下的南益油厂有限公司,联兴树胶有限公司、南益饼干有限公司的董事主席。他还独资创办连成有限公司,南风工程有限公司,兼任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副董事长,1983年升任董事长。

  李成枫不但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更是一位积极的社会工作者,对慈善及教育事业更是不遗余力。而最为马来西亚华人所乐道者,则是李成枫对华文教育所作的贡献。由于家贫无法继续就学,是其一生相当大的憾事,因此,他毕生努力公益让所有因家贫无法继续学业的学子均能继续就学。他积极赞助华校教育,也是希望贫穷人家孩子亦能读书,以发挥所能并报效国家社会。李成枫的各项义举的确嘉惠了新马地区许许多多的华人子弟。

  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别的国家的教育不像在马来西亚,是由社会人士来支持主办教育的情况。而马来西亚华文学校之所以在今日仍能屹立不摇,且继续向高等教育发展,其所依赖的正是像李成枫这样的支持者无私地付出,才造就了不计其数的青年学子。

二、南来的原因与过程

  为什么李成枫要离开家乡到马来亚来呢?原因和千千万万南来的华人远离他们的祖籍中国到南洋来一样。在许多的解释原因中,以人口和经济的因素最常为人所引用。人口过剩、食品短缺和通货膨胀等结合在一起,迫使中国农民必须到别处寻求生存之路。此外,经济的停滞,根本没有发展或增长,使得华人在家乡受教育的机会十分有限。因此,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移民一直是解决中国日益衰退的社会经济机制的方法之一。2 

  也就是说,当中国家乡周围的环境不能提供出路时,势必要寻求外部的解决办法,而向外移民便是贫困村民的主要出路。就移民的作用而言,除了在海外工作,也是对外部资讯的开发。在二十世纪初,许多在中国无法生存的贫民对移民海外十分向往,从而使移民在本质上成为了社会性和集体性的运动。相当程度来说,有几个特征是有利于移民的:移民是冒险和充满希望的,移民海外符合那些无论如何决意离开家乡的精力旺盛、永不满足的年青人的心理,移民也是对贫苦环境的挑战。3

  一旦一个家庭作出了让某个儿子离家移民的决定,下一步便是筹措足够的旅费通过关系买船票。根据陈国贲等人的研究,一般说来富裕的家庭是将儿子送到较远的、更能赚钱的地方,如旧金山、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贫穷的家庭只能将儿子送到新加坡、马来亚和泰国。4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儿子是被送往有亲戚或同族人的那些地方。这样通过一个亲戚随着一个亲戚出国的连锁式移民过程,具亲属关系者相继迁移海外,致使宗族性迁移模式逐渐形成。

  基本上,李成枫南来的移民模式与上述的流程相当一致。李成枫的故乡中国福建南安县,当时人口多、土地少,地瘠多山,不适合耕种,许多人都被迫离开家乡,向外谋求发展。而李成枫,幼年时家贫,在家乡只能到处捡柴火维生,走了几百公里才赚几毛钱,根本毫无出路可言。当时李成枫的母亲乃决定让儿子远渡南洋去寻找新的生活机会。李成枫的母亲当了全家可当的东西共得九元六角,让他带着这些钱和两双布鞋南来,但是走到码头钱已经花完了,于是希望船家能让他赊船费。但当时李成枫又瘦又小(绰号乌枫),船家并不愿意让他赊账,唯恐他无法还债。后来有两位船叔作担保人,才让他赊船位来到新加坡。

  1927年由中国到了南洋谋生,李成枫最初几个月是住在“新客”住的“苦力间”,这通常是单身南来的移民最先的住处。李成枫南来后工作,起先有人要他卖“碗糕”,但他不好意思去卖。第一份正式的工作是在陈嘉庚的鞋厂当卫生稽察员,当时每个月的薪水是十八元。后来转到中国式的酒店工作,这种酒庄的营业项目包括卖酒、记账兼作汇兑工作,当时中国式酒店也是批局及信局。民信汇兑行和邮政工作,月薪二十元。同时,在办公室内他也代人写信,读信来赚取零用钱,每封二角,一天可写十五封左右。当时虽然收入较丰厚,但为了省钱,他喝咖啡只叫半杯,另外半杯添人不必付钱的热开水。

  另外,此时新加坡已经开始电气化,使用电灯了,但是电灯常常会坏,必须找有技术的印度人来修理,费用是相当高的。李成枫在看过几次印度人修理电灯后便学会了,以后他也帮别人修理电灯,而且是一项很不错的外快来源,每月大约有一百五十元的额外收入。李成枫所赚的钱,除了供自身以外,也必须寄钱回中国家乡还债。他在酒店的这份工作一直做到老板生意失败,于是他转到郊区杂货店工作,但却碰到酒店的债主向他索债,乃动了回中国的念头。1930年二十二岁时,李成枫回中国故乡娶亲,但过了几个月又到南洋的新加坡来了。

  新加坡当时是一个繁荣兴旺的殖民地,它为南来的中国移民提供许多机会。1786年时英国人将槟榔屿建为自由港,1819年又设立新加坡自由港,1824年从荷兰人手中夺取了马六甲,这些都为新加坡就业机会奠定了经济基础。华人迁往新加坡最早的文字记载是1826年,那年中国发生大饥馑,四千多名中国男子迁往新加坡谋生。以后,当十九世纪下半叶马来半岛的锡矿开采和经济作物种植兴旺起来后,有更多的华人去当矿工、种植园工人和苦力,去为这个日渐崛起的殖民地经济服务。5 婚后回到新加坡,李成枫便在李光前创没的南益总厂当书记。1930年,南益机构在吉隆坡设厂,他被派来当经理,月薪三百元。在担任南益区域总经理时,他通常是骑脚踏车巡视工厂,晚上则是跟普通职员一样睡帆布床,与员工共同作息。

  在当时的移民社会中,“文员。可以学习商业和经营知识,在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这种综合性的职务需要参与办公室或商业企业内部的各种工作:收发文件、购买原料、销售产品、会计、打字、写信、簿记等。在当时,数学和识字水平很有限和短缺,文员便成为一种令人羡慕的工作,他的技能被人高度重视。由于受节约成本的制约,雇主往往雇佣一个通才,负责从工作的小节到总的经营方向等全面的办公室工作。这种雇佣方法不仅有利于雇主,而且有利于文员。工作经历为文员提供了一个试验性基地,开发了他们行政,财政、管理和人际关系等全面运作的能力。这种能力日积月累,使他们更加“卓尔不群。,结果他们可能被求贤若渴的雇主看中和录用。6 李成枫便是被雇主李光前挑选担任文员,后来成为南益企业重要的经理人员。相当程度来说,李成枫就业的过程可以说是颇平顺的。7

  其实,并不是每个移民的生活过程都是笔直平坦的,每个来自中国的穷孩子在踏上希望之国的土地时,都希望能够或如愿地学会利用新环境,并充分利用他待在南洋的短时间内尽可能多挣点钱。移民最初所从事的工作几乎不需要什么资历,而是需要漫长的磨练时间。由于大多数的移民不具备一定的专业技术,在开始的几年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胡乱选择的。谁雇用他们,他们就为谁工作。事实上,根据早期的文献记载,移民中只有大约10%的人能成功地挣到并攒下足够的钱回家乡,其他人则由于“沉溺于抽鸦片、赌博和逛妓院”虚度了一生。8 在十九世纪末新加坡华人经济生活的研究中发现,抽鸦片是一个花费很高的恶习。新客每月仅能挣六元,鸦片每两二元六角,一个抽鸦片上瘾的人必须借钱才能满足他的需求。

  李成枫因为对家庭与工作的责任感,再加上努力的过程才有后来的成就。李成枫的领导能力相当强,二十七岁时大家便称他为“老人家”,而那时他已是十多家橡胶公会的会长,必须领导同业讨论橡胶价格的设定。李成枫是个十分忠诚的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南益,他在南益总行做了五十年的总经理。他之所以开创自己的家族事业——连成企业——主要是因为弟弟没有工作才设立的,而南风则是因为内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才设立的。

    自年轻时李成枫就为李光前操账,账务清楚,字迹十分工整,深得李光前的信任与重用;并将南益的账改成西式账,南益目前仍然沿用李成枫的此套系统。基本上,李成枫与李光前并无亲戚关系,只有地缘关系。但由于刻苦耐劳、尽心而得到李光前的信任,南益交由他来管理。另外,李光前与李成枫两人均性急,十分合得来,这也是他们长期合作的基础。此外,南益在印尼与马来亚分行的职员大都是李成枫挑选的,他主要是训练新马李姓人氏穷困人家子弟,以训练学员的方式再成为公司的职员。而“李氏基金会”(Lee Foundation)也是李成枫的创意。李光前之子李成义曾在厦门大学公开表示:公司制度和钱都是李成枫创的。

  在李成枫与李光前的例子中,以及他们对新马地区李姓人氏穷困子弟的援助,也可探出当时南洋华人移民的关系网络。在移民的就业网络中,宗亲、地缘与血缘等社会关系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在许多时候是由同宗族的亲戚向雇主推荐工作申请者,就是以上述社会关系的作用而得到工作。

三、兴学过程

(一)兴学的动因

  由于家贫无法继续就学,是李成枫一生相当大的憾事。因此,毕生努力公益让所有因家贫无法继续学业的学子均能继续就学。他积极赞助华校教育,也是希望贫穷人家孩子亦能读书,并时常抱着“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学童能有书读”的人生哲学。9 李成枫的各项义举嘉惠了新马地区许许多多的华人子弟。

  李成枫幼年时曾念过两年半的私塾,但因为家里务农,必须常常下田帮忙,因此,他实际念书的时间,可能只有一年多。李成枫曾自述:“其实我所受的教育不多,正式入学堂也不过几年光景罢了。我的外公是晚清武举人,设师垫班授课,我就是在他的教导下,自小熟读《四书》、《五经》,至于其他的知识,都是靠自修和工作实践中得来的”。10

  虽然李成枫本身十分聪明、努力,但他有多项的自我发明及创新都因为没有学历及文凭而无法取得执照及专利权,十分不公平。其中一项重要的发明,是能够更加净化橡胶中杂质的机器,即用机器输送带的方式来检选过滤杂质,使得橡胶更为纯净。他发明此项机器后,因为没有文凭而不能申请专利,不过,后来这套机器方式却为大家所使用,将其发明贡献给社会,于他而言,犹不失为一件足以告慰之事。

  另一项重要的发明是榨椰棕油的机器。在以往榨椰棕油的方式只能榨出15%的油,而后将残余的油棕给鸡来吃,但鸡吃得太油了只会长肥肉而不长精肉,并不好吃。后来李成枫创造了一套新的机器,这个新机器可以榨出85%左右的油来,而这榨出来的油可代替汽油,残余的油则可作肥皂,最后的剩余才给鸡吃。从这个创新发明的机器中,可以看到李成枫行事逻辑井然有序,丝毫无浪费的地方。同样地,这个发明也因为李成枫没有文凭而不能申请专利。但他做了一小型榨椰棕油器给一家德国公司,此德国公司依照李成枫的设计方式建造可实际运用的机器。在当时,一套机器估计要三百万马币左右。后来许多人都使用这套方式来榨油。李成枫的发明,又一次对社会作出了贡献。

  相当程度来说,李成枫积极的兴学工作也与切身的经验有密切的关系,希望藉由兴学除了能让所有的华人子弟都能接受应有的教育外,也能够让华人子弟透过教育来发挥其原有的潜能与天分。例如,他曾说:“我一生中最高兴的就是把三间学校办起来,孩子有书读,就不会受人轻视看不起。”有次他重病康复后来到中华独中,老师们要他多休息,他回答:  “我喜欢听孩子们的读书声,听了他们的声音,我会更快康复。”11

  此外,李成枫认为,教育是关系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千秋大业。而独中教育是华教的一个重要堡垒,是延续华人文化的重要环节。维护华小,支持独中是华族不可推卸的神圣任务。华文独中虽然是民办中学,可是在过去为国家社会培育了不少人才,是应该受到良好的对待和尊重,是值得全国各阶层人士大力支持的。他指出:

  我们办华文独中,纯粹是本着公民良知,以有教无类作出发点,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为国家为社会尽一份棉力,绝对没有居功或其他意图。我们的立场是光明磊落的,我们的主要办学宗旨是在延续小学六年的母语教育,从而保存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化,这是宪法所赋予我们的基本权利,我们应该好好珍惜。我们不但要教育每一位中华独中的学生成为有独立思考能力,在学业方面有良好表现的下一代,使他们的体能获得充分发展,锻炼成为一副强健的体魄,以应付未来的重重挑战。更重要的是全面发展他们的品格,使由中华独中培养出来的每一位学生,都成为顶天立地,能为国家社会作出积极贡献的优秀人才。12

  在他的晚年时,李成枫曾说过:一个人年纪大了,并非好吃好住就是一种享受,我对教育和社团表达的一点点心意,除了是个人满足外,实际上也是一种享受。出门有车载,住得舒服,就已经是一种不得了的享受了。”这说明了,李成枫一生贡献于华教事业除了让马来西亚华人教育得到发展之外,也为后人立下百年树人的典范。

(二)办学的过程

  早在五十年前,李成枫就和华校结下不解之缘。四十年代李成枫就曾为吉隆坡黎明学校排忧解难,为其偿还多年的校舍租金。并为改善该校办学条件将自己宽敞的住宅楼房捐给学校使用。1969年学校遭受火灾被毁,李成枫于1971年捐款、筹款六十多万元重建,使黎明学校成为吉隆坡具有二千多名学生的华文模范小学之一。1949年他倡办了南益华文小学,成为吉隆坡南安人首创的学校;如今该校是拥有一千三百多名学生的A型学校。1974年吉隆坡中华独中董事长改选,李成枫出任董事主席。他出钱出力,筹建新校舍,扭转了中华独中的命运,学校的质与量并进,学生由一百五十八名增加至目前四千七百多名。1990年11月他又接受尊孔中学董事长职务,继续兴学的义举。此外,李成枫也是陈嘉庚国际学会的董事和中国厦门大学的顾问和荣誉教授。以下的文章,即描述有关李成枫生前有关兴学、办学的过程。

    1929年,不景气侵袭全球,影响所及,百业萧条,人心浮动。当时马来西亚华人移民社会,面临解体。但是先贤们对教育事业的兴办,还是没有忽略,吉隆坡黎明学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当时的校舍是设在甘榜吝鲁禧路三号和四号的一间租用的双层店屋,其叫共有三间教室,地方狭小,热气迫人。但为了文化的传承,数十名师生,在恶劣的环境下挨过多年。1942年日军占领马来亚,人民流离失所,学校相继停办。1943年时,李成枫在吉隆坡鹅唛路的工厂兼住家被日军占用。于是,黎明学校校董们建议李成枫暂时居住在黎明学校的楼上,也顺便交租,李成枫接受了这项安排。那时,学校已欠屋租多年,屋主要收回产业并转租,幸亏李成枫掏腰包代还,否则,黎明学校将失去根基。1954年光复后,李成枫将其住宅改为学校,他本人则迁移到他处。1969年五一三事件爆发后,黎明学校被大火烧毁,该校停课一个月,556月15日借中华女校及培才学校下午班作为临时校舍复课。1971年,李成枫召开雪彭树胶公会同业会议,拟定重建校舍计划,发动筹款,筹得四十多万元,重建计划需要六十多万元,不足十多万元,由李成枫及李延年各负责一半,黎明建校才得以完成。新校舍于1972年落成,矗立于吉隆坡安邦路,目前有二千多名学生,是吉隆坡华文模范小学之一。13

  其次,创办于1949年,位于鹅唛路的南益华文小学,创办人亦是李成枫。当时,李成枫是吉隆坡南益树胶厂的总经理,他每天看到鹅唛路一带华人子女,必须到几英里外的文良港中华小学就读,其中有不少是南益职工的子女,由于没有巴士来往,交通很不方便。而南益厂方也用罗里载送职工子女上学,鹅唛区的警长曾对李成枫说,用罗坚载送学生上学是很危险的,万一发生交通意外,厂方是必须要负全责。李成枫听了以后,即想办法解决。当时南益树胶厂毗连的一块五英亩土地是李成枫所拥有,于是他自行决定拨出一些土地用作兴建南益华小的用途,其中有六间教室,一间办公室及七间睡房的教师宿舍。于是,南益华文小学于1949年2月1日开学,当时学生有数十名,教师七名,所有学生一律免收学费,一切开销由南益树胶厂有限公司负责。14

  1951年时,胶业钜子李光前由新加坡到吉隆坡巡视南益树胶厂时,发现工厂旁设有华文小学,向李成枫问明原由后,认为事关厂中员工子女的福利,该校所用的校地,改由南益来购置。如今南益华文小学,已增为四十八位教师,学生人数有一千三百多名,是一所A型学校。如果没有李成枫当年的贡献,目前这间小学根本就不存在。

  李成枫对于中华独中所做的各项贡献,更是为马来西亚华社所津津乐道者。中华独中,在李成枫的领导下,学生由一百多人发展至四千多人,是目前马来西亚最具规模的独中之一。15 李成枫1974年时接任中华董事长,当时学生人数只有一百七十二名左右,到八十年代即增为一千五百名左右,目前则已增至四千七百零七名的学生。

   中华独中在李成枫任董事长期间,曾经历四次的建校:即1978年兴建现有新校舍的迁校计划;1985年的第一期扩建计划,包括兴建新教室大楼,行政大楼及男、女生宿舍;1990年的第二期扩建计划,包括改建食堂大楼及国字楼四角课室,以及将光前堂冷气化;1995年的第三期扩建计划主要是兴建工艺大楼。也包括扩建、改建、课室及男女生宿舍,食堂,光前堂等。李成枫不只积极领导,并捐献超过一百万元马币。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暨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访问中华独中时曾当着李成枫的面前,称赞中华独中是中国海外最好的中学,16 而李成枫正是中华独中历史转折的导航者。

  相当程度来说,李成枫对中华独中有着很深的期许。他认为,教育是关系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千秋大业。而独中是华教的一个重要堡垒,是延续华人文化的重要环节。维护华小、支持独中是华族不可推卸的神圣任务。华文独中虽然是民办中学,在过去为国家社会培育了不少人才,应该受到良好的对待和尊重,它是值得全国各阶层人土大力支持的。17 而在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要走的是一条自力更生的道路,独中要存在与发展,完全是依赖热爱华教人土的慷慨解囊,努力捐输。

  李成枫指出,中华独中的生存和发展靠的是群体力量。因此,和各方取得适当的沟通,保持密切的联系是绝对必要。和其他华文独中一样,中华独中是在宪法权利的范围内,遵照华裔同胞的共同意愿而兴办的。除了履行和发挥中学的一般职能外,也肩负了维护和发扬民族语文的神圣任务。中华独中办学方针的制定,就是朝这个大目标前进。李成枫更进一步指出,要办好中华独中,董、教、学三方面应站在同一阵线通力合作,发挥爱校如家的精神,下定决心把中华独中办好。有关三方面任何一方不可出现游离与弱化现象,以并进、直线及平衡方式勇往直前。

  此外,李成枫对中华独中的期望是,要同学们记取。堂堂正正做人,正正当当做事”的人生态度。18 同时,他指出:我们不但要教育每一位中华独中的学生成为独立思考能力,在学业方面有良好表现的下一代,使他们的体能获得充分发展,锻炼成为强健的体魄,以应付未来的重重挑战;更重要的是全面发展他们的品格,使由中华独中培养出来的每一位学生,都成为顶天立地,能为国家社会作出积极贡献的优秀人才。办好中华独中的一个简单方程式,就是培养学生为德、智、体全面与平衡发展的好青年,任何一方不可偏废;我们的目标是使每一位中华独中的学生,受培训成为德、智、体均衡发展的全备人才。我们希望每一位学生有平衡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学生由十三岁至十八岁是可塑性最高的时期,希望子女成龙成风,不能单靠学校,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也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希望家长们和社会工作者也负起与学校同等重要的责任,重视家教,为在校学生提供健康的休闲活动,诱导他们向上,使他们在可塑性最高时期,获得学校、家庭与社会教育平衡效益。19

  基本上,中华独中便是在李成枫的带领下,学生人数迅速的增加。总括来看,中华独中学生人数迅速增加的原因以下列两点最为重要:

   (一)学校办学方针及对课程的安排,课本的采用深受家长及社会人士赞同。学校的办学是采用双轨制,一方面参加独中统考,另一方面竭力协助学生参加政府所办的公共考试,以适应社会环境的需求。同时,高中数理及商科课本采用英文,方便学生升学就业,这点虽然有受到不同意者的非议,但是,真理越辩越明,赞同者已越来越多。

   (二)学校董事会的领导,尤其是董事主席李成枫一向以身作则,出钱出力,任劳任怨,从不干涉校政,有领袖风范。20

  李成枫除了关心马来西亚华人子弟的教育问题外,亦尽力发展中国家乡的教育事业。早在四十年代李光前在南安梅山芙蓉村兴学办教时,李成枫即支持帮助,使学校、医院等事业建设得以顺利进行。在他的倡导下于1991年在家乡设立芙蓉基金会,担任该会理事会名誉理事长。李成枫曾捐款四十八万元兴建耕俦幼儿园。2l 李成枫对中国有强烈的情感,但有两次在中国的经验,使之对中国的印象大坏:一是,到中国游长江三峡时,中国旅游船的人员安排台胞坐前排,港澳同胞坐第二排,新马华侨只能坐最后的位置。二是,他有一次住宿于上海的香格里拉酒店,该酒店居然规定签账时不可用中文签名,使得他感慨世风的不同。

四、结语

  华人一向重视教育,当他们移居马来西亚之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极力承传华人文化,把在当地取得的经济力量,适当地用来设立华文学校,以教育他们子女,在此情况下,华文学校便于各地设立起来。于是经济和教育,变成了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发展的双轨。22

  一般说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从殖民地时代迄今,其重要的支柱基础都是当地的华人社会。国民型华文小学与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在初期是完全靠民间的自筹自办,到后来才得到政府部门的津贴。虽然,部分经费已由政府资助,但是校产的购置,校舍的兴建,其经费的筹划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依赖华人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大力支持而通过董事部来完成的。至于私立华小及华文独立中学,则几乎全靠华社支撑。华人社会的捐款也无法详记,光是1982年对全国华文独立中学学生津贴便已高达马币一千两百多万元。23

  李成枫不但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更是一位积极的社会工作者,对慈善及教育事业更是不遗余力。在商业上,他是南风工程有限公司、南益油厂有限公司、连成有限公司、万茂有限公司、万如有限公司、联兴树胶有限公司、南益饼干有限公司的董事主席;于1983年至1993年出任《南洋商报》董事主席。他也曾担任马来西亚树胶公会总会会长,马来西亚油厂公会财政、雪彭橡胶分会会长及雪兰莪福建会馆副会长、吉隆坡及雪兰莪中华工商总会会长、副会长、名誉会长、李氏联宗会及吉隆坡中华校友会名誉会长等职位。24

  在经济领域李成枫是具有企业精神的实业家,是实力派的经营者。他向来和政治并无太大的关系,也无需依靠政商关系来经营事业。也正是如此,李成枫家族无需顾虑马来西亚执政者对华校的不鼓励态度,而持续地支持华文教育。一般上,马来西亚有许多有政商关系的华人大财团均不愿捐钱给华校或华社,怕影响其间的政商关系,而阻挠其企业未来可从政府得到的利益。由于李成枫自身在经济上的实力,以及他对华文教育的热心,才保障了许多马来西亚华人学子在华文教育上的受教权利。

  李成枫于1995年10月17日逝世。由于他生前对华文教育及慈善事业的贡献,其灵柩发引还山时,家属及学生挽起白缆布,送殡队伍长逾十公里,极尽哀荣。25 参加李成枫葬礼及致祭的社团、学校、机构也非常多,包括当时的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陈祖排、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代表朱小川、张林舟、马祖龄,李孝友、新加坡工商总会代表,各华团领导人或代表、驻马使节、公司代表等等,都来表达李成枫对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尤其是在教育与慈善福利事业上所做的贡献。

  李成枫生前曾对华文教育留下一段不卑不亢的话,一方面展现了华文教育在艰难的环境中对理想的坚持;一方面也为马来西亚从事华文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正确的道路:我们办华文独中,纯粹是本着公民良知,以有教无类作为出发点。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为国家、为社会尽一份力量,绝对没有居功或其他的意图。我们的立场是光明磊落的,我们的目标是可以在阳光下闪耀的……。26

 

注释:
1.《吉隆坡中华独中校讯》第14期(吉隆坡:中华中学,1995);《南安乡讯》第43期(1994年10月),页137。
2.陈国贲、张齐娥:《出路:新加坡华裔企业家的成长》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页115。
3.同前注,页143。
4.同前注,页144。 
5.同前注,页150。
6.同前注,页219。
7.《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校讯》第14期,页137。
8.Yen Ching-hwang,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00 (Singapore:Oxford Komusity Press,1986),p.8
9.《雪隆李氏宗亲会五十周年金禧纪念》(1999),页176。
10.《南洋商报•每周专题)),1985年8月4日。
11.《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校汛》第14期,页137。
12.陈玉水:  (李成枫振兴吉隆坡中华独中),见《马来西亚福建人兴学办教史料集》  (吉隆坡: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1993),页81-82。
13.同前注,页84-85。
14.同前注,页85。
15.《吉隆坡中华独中校讯》第14期,页122。
16.同前注,页124。
17.陈玉水:《李成枫振兴吉隆坡中华独中》,页82。
18.《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校讯》第14期。
19.陈玉水:  《李成枫振兴吉隆坡中华独中》,页82。
20.同前注,页84。
21.《南安乡讯》第43期。
22.林水檺:《马中文教与思想抉论》(吉隆坡:艺青出版有限公司,1998),页61。
23.同前注,页60。
24.《南安乡讯》,第43期。
25.《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校讯》,第14期,页126。
26.同前注,页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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