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珠雅教授讲演中。左为主持人庄仁杰博士。

华社研究中心于2月16日（星期六）举办的“2019己亥年华研新春聚餐暨学术沙龙”，特邀韩国全南大学世界韩商文化研究团研究教授金珠雅博士（Dr.Ju-A Kim）前来演讲。金教授的讲题为“华商企业的经营网络研究-以马来西亚事例为中心”，试图以马来西亚华商为研究对象，探析华商族群经营网络的相关问题。

金教授的这项研究从三方面着手：透过文献调查方式（华人民族共同体的行成语发展）、实地调查（跨国网络-1.以华人企业对象进行实地考察与问卷调查、2.于2018年2月走访新马），以及问卷调查（以马来西亚华商为对象，共计250份）。

她首先介绍民族与国族的区别，认为海外华人可以指是文化、语言、历史的形成概念，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个国家可以存有不同民族，一个民族可以生活在不同的国家里。国族则是政治凝结而成的新族群，特别是文化习俗的融合情况下形成，但国族无法直接转化为民族。

在场聆听沙龙讲座的会员、大众和董事会成员。

华侨华人同时具备了民族性与离散（diaspora）民族的特质，金教授的此项研究最为关注的是海外华人的会馆文化。她认为海外华人团体形成的特点有：一、语言（方言）；二、海上贸易；以及会馆文化。金教授认为，会馆文化彷如犹太人的“会堂”（synagogue），不仅是个集会的地方，同时也是行政、教育、社交之中心。会馆就像海外华人的“民族共同体”，虽然始于中国，却绽放于华社，更成为华商族群经营网络的特定主体。

随着不同年代的发展，华人民族共同体发展各式各样的华人社团，如宗教、政经文教组织、商会、国际联合会等，惟身份与归属感也逐渐倾向经济共同体化，业缘团体成为了主导。金教授指出，虽然华侨华人未必全是商人，但举例东南亚五国（新、马、泰、印尼、菲）的华商资本就占了整体华商资产总额的95.1%。也就为何，中国外资企业总数约70%是华商，整体投资额中，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60%以上亦是华商资本，而且大型企业都集中于东南亚。

此外，地缘、血缘、业缘团体自2000年后也走向全球化，马来西亚有多达70%的国际社团组织是1980年后成立的，由此可见华团不断与时俱进，与世界各地和中国的同籍贯和同业人士接轨与紧密合作。其发展过程由开始的地方化，因居住地而转向本地化，接着进一步与邻国团体形成区域化合作，再走向全球化。

金珠雅教授回应听众问题。

金教授继而分析：如会馆（三缘）文化是否能持续维持、华人后代民族共同体与关系网络的变化，以及针对民族共同体与跨国活动最活跃的华商等，发现业缘与物缘团体在关系网络中占据绝多数，同时更是横跨第2至第4代华人的主要关系网络。

至于对华人公司经营有帮助的机构之看法，参与社团或组织趋向两级分化之结果，一方认为非常有帮助，另一方则倾向全无，全无的比例甚至占比分最高。

从金教授的分析可看出，论商业利益来说，马来西亚华商的看法颇为复杂，却情有可原。大马华商一般针对的合作对象，是以华人之间的合作居多，海外的对象则以中国企业居多，原因主要是沟通方便。不过有利于公司方面，外国企业同时与国内外中国、华人本土企业对比等；销售和技术研发部分，外国企业亦占有地位，不过技术研发和投资筹募等，华商始终信赖中国和本地企业，不过华人企业却在投资上占比例最低。

出乎预料的是，不仅中国和华人企业合作比重最高，国内的本地和外国企业也更胜一筹；海外的华人、中国、外国企业皆同等比重。论满意度而言，华商对国内华人企业非常满意，居次的是外国企业，反而对国内外的中国企业满意度偏低。不信赖程度和障碍来看，国内外中国企业都居高，而且大马华商普遍不信任海外大部分企业。至于激活方案，国内华人企业间视构建双赢局面为首要，而共享信息与加强合作方面最低。

金教授在总结时认为，“五缘文化”仍是马来西亚华人重要的关系网络，祖籍地的精神和共同体是能藉由华团来保留和延续的。也因此，华人在贸易上也离不开祖籍地中国，譬如语言沟通和交流合作等都非常方便，利于该国的科技和商业发展。

本中心董事成员、主持人与金珠雅教授合照

本次新春聚餐暨学术沙龙共吸引了40余名会员、华研之友及大众前来聆听交流，反应热烈。学术沙龙主持人为本中心研究员庄仁杰博士，出席的华研董事有主席赵燊儒律师、义务总秘书陈松青先生、义务副总秘书吴彦华先生、义务财政林荣忠先生；学术董事徐威雄博士、祝家丰博士、潘永强博士、陳穆紅博士、陈中和博士；以及董事郑名烈博士、李国瑝先生、杨应俊先生、唐甸广先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