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社研究中心于2019年4月20日（星期六），下午2时正至4时正，于集贤图书馆阅览室举办学术讲座，诚邀台湾著名语言学家洪惟仁教授莅临主讲“台湾语言发展史与马来西亚的比较：兼谈《台湾语言地图集》的绘制”。本讲座是由苏丹依德里斯教育大学中文学程和台湾科技部‘南向华语与文化传释’计划主办“‘南向华语與文化传释’人文讲座暨‘依大第四届中文研究讲座’”系列第三场，华研为联办单位之一，吸引逾20人前来参与。讲座主持人为本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邱克威博士，出席的华研董事有署理主席黄隆生先生、义务副总秘书吴彦华先生，以及学术董事徐威雄博士等。
本中心署理主席黄隆生先生代表赠书予主讲人洪惟仁教授，
左为本中心主任詹缘端先生，右为学术委员会主任邱克威博士。
洪惟仁教授是台湾国立清华大学语言研究所博士，先后任教于台湾静宜大学、元智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现为国立台中教育大学台湾语文学系退休教授。洪教授以历经30载的“台湾语言地图集”调研工作，荣获2014年台湾教育部颁发“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
洪教授首先讲解台湾地理语言学的发展历程，认为台湾地理语言学具备了以下特色：一、早生而成长缓慢：台湾直到民主化后才获得充分条件，迟至21世纪才得以蓬勃发展，但生长却十分良好；二、精细的微观调查：自上世纪60年代，调查研究者的宏观调查团队可多达上千人，区域地理方言学的调查研究，甚至从乡镇延伸至逐村逐户；三、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自日治时期开始，从统治需要至多样化发展，语言区划线绘制也不停多样化和渐准确；四、台湾复杂的历史早就特殊理论研究。
综合以上特色，洪教授将语言接触、方言融合产生新语言、方言和语言使用等语言社会学概念融入其语言分类及语言区划，称之为“社会语言地理学”研究。这项研究的集大成为《台湾社会语言地理学研究》，一共分为二册：第一册为《台湾语言的分类与分区：理论与方法》，以及第二册《台湾语言地图集》。
洪惟仁教授发表精湛演说
洪教授指出，《台湾社会语言地理学研究》两册，将社会语言元素融入语言地理学研究，把语言分类与语言区划不止于考虑历史语言学研究范畴，在低层次的方言分类中考虑方言接触、方言融合产生的新方言。从语言分类理论中，洪教授提出“水系模式”，它有别于传统的，即德国语言学家施莱谢的“谱系树模式”，和施密特的“波传模式”，虽然二者的分歧已经由“分子生物学”达致和解，但“水系模式”（river system model）更能同时解释“汇流”和“分流”现象，以及静态和动态的演变模式；以及“洪水论”（flood effect），语言支流的汇合和复合以及分支，是一次又一次不断冲积而成的。
洪教授认为，台湾汉语的演进可分为三个阶段：初期、中期、后期，是一部河流演化的概念来理解。初期是移民聚落复制原乡方言特征的效应（homeland effect），语言从原乡移植新乡后，缺乏竞争力的若是变体将被磨损（attrition），使得聚落的次方言趋于一致化，是为“方言调整”（adjustment）或“方言平整化”（levelling）；邱克威和陈晓锦的研究便证实了马来西亚情况也差不多，只是台湾已度过次阶段，形成各地方言片之原型。
出席聆听的师生、华研董事和会员等
中期的区域洪水效应，洪教授指出，“超区域化”（supraregionalisation）将移民聚落的初步融合阶段，继续进行跨区域和跨方言整合，为了沟通的需要宁愿放弃自己的土话，迁就、接受和使用各方言折衷的“通行语”（koine），按地区将方言融合为区、片级的通行语。按吴文芯和杨迎楹的研究，大概只有北马演进到中期阶段，形成北马漳州腔。
台湾在日治时期开始产生“台湾通行语”（general Taiwanese），透过纵贯线铁路、留声机和广播电台而兴盛；战后随着交通更加发达、都市化、电影、电视的传播、兵役、教育普及化，方言接触的机会激增发生大规模“洪水效应”，促使闽南语方言融合成“普通腔”，可说是真正的“台湾话”，或简称“台语”。不过台湾客语，马来西亚都还未形成这个条件。
洪惟仁教授与在场师生进行互动交流
洪教授认为，“语言海啸”可能是最大的阻力，“普通腔”未来得及诞生就已沦陷。台湾自战后开始国语普及化，70年已推广成各族群“共同语”，取代本土语言的地位，华语凌驾的强势入侵，称之为“语言海啸”（linguistic tsunami）。马来西亚受到新加坡“讲华语运动”的影响，方言的生存和发展唯恐岌岌可危，或可能成为“濒危语言”，必须警惕和引此为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