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在孝恩园的抗日纪念碑，不幸被一位部长指责是跟马共有关的纪念碑。不管指责是根据历史史实与否，问题起于个别的人对历史的解释和了解。历史好像是“流沙”，同样的历史事件会引起很不同的看法和理解。
 
“流沙”般的历史(The shifting sands of history)

历史不只是学术上的一种学科，也是时常被利用为达到政治、意识形态、民族等等目标的工具。用不同的观点看历史，就会产生不同样本的“历史”。一个时代的“犯罪”者，在另外一个时代可能被视为“英雄”。德国和日本对二战时期历史的“解释” 形成两极的对照。德国的态度光明磊落，它勇于反省及做出诚意的道歉。日本则不正确的面对这段历史并歪曲事实，使受害国和人民极为反感。

“真实”的历史可能很难写。从客观的方法去处理，较“准确” 的历史不是不可以写的。1961年英国剑桥大学历史学家E.H. Carr写道：“历史家与历史的“事实” (facts) 彼此都需要对方。不拥有事实的历史家是没有根和无效的；事实没有被历史家采用是死的和没有意思的”。[1]
每项历史事件都有其时空性。马来亚的抗日运动有其“时代”的重要性。它的意义是对侵略者的反抗和对保卫国家的神圣工作，从此导致战后出现了争取独立的意识。抗日的“空间”限于马来亚，但也是当时整个太平洋战区的一部分，为亚洲的受害国在抗拒军国主义作出贡献。
 
要了解日据时期的黑暗历史，需要忠于其“历史意识”。这段历史有两部分。一是当时的“统治历史”，二是马来亚的“民间历史”。后者包括人民的经济与社会史和反抗日军统治史。“统治历史” 的参考资料主要是日军方面的档案，大部分藏在日本或被毁灭。除此之外，有日本军人著作的“自传”。某些日本学者已经开始对这些资料进行研究，并撰写与出版了学术性的著作。[2] 

抗日是马来亚历史的重要部分。有相当多的实质资料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档案局。许多重要的资料也被毁掉。准备撤退的英军以及将要投降的日军都把较“敏感”的资料全部烧掉。但有关当时人民的生活、奋斗、牺牲及社会和经济情况的参考资料还是可观的，包括当时军人及其他人物的自传或回忆录和民间的“记忆” 。收搜资料工作，包括收集 “口述历史” ，都需要人力和财力。
虽然是短短的3年8个月，日据时期的确是马来亚历史最黑暗和悲痛的时代。它是续葡萄牙人1511年侵占马六甲后，一次最残酷的侵略行为。它的杀生力是前所未有的。对日军的残酷统治及无辜人民的受害和牺牲之铭记不忘是国家和人民应有的职责。进行详细的研究来记载过去、设立碑文及举办有关活动是纪念历史的途径。对外来侵略行为的历史，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不重视的。  
 
帝国主义的野心
 
日军侵占我国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控制整个亚洲之侵略行为的一部分。从1868年开始，日本积极地推动明治维新。日本武士阶级背景的军阀，主导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军国主义思想。因此，日本很快地就崛起成为一个经济与军事强国，并成为西方列强在亚洲的唯一竞争者。从而，日本也逐渐地建立起一种优越感，并提倡“脱亚入欧”的政策。
 
1941年12月，残暴的日本在无宣战的情况下，快速的从泰南登陆吉兰丹。当时以新加坡为堡垒的英帝国抵抗策略，被此举打乱阵脚。日军的快速行动使英军不堪一击的节节败退。1942年2月15日统治马来亚的大英帝国便向日军投降。这便是被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形容为英国史上最丢脸的军事失败。英殖民地统治者被赶走了，抛下了手无寸铁及无辜的人民。面对新的“统治者” ，人民有怎么样的选择？一是接受侵略者的统治。二便是反抗。
 
 
抗日的必然性
 
那些接受新局面的人，希望从中获得利利益。一些是为了私人的利益，另外一些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后者包括当时的马来青年团，其目的是要建立马印一体的独立国。也有一些亚齐族人希望支持日军当局，并以为可以争取苏门答腊亚齐省的独立。[3]

日本的军事策略是以“解放” 西方的殖民地为由来圆其帝国梦。它的统治是掠夺性的，即以残忍和非人性的手段来达到其目的。由于华人来自以激烈反抗日本侵略的中国，很自然地被视为其敌人。无疑地，华人是最大的受害者。所牺牲的人数已无可计算。其中一项最残酷的大屠杀发生在1942年3月初座落在日了务的Jelundong(知知港附近) 。在一天之内，Jelundong的全体华人被屠杀及房屋被焚烧。[4]日本蝗军干下这些非人性的行为是为了“警告” 以及制服当地的华人。已经控制了大局的日军，还做出屠杀无辜的行为，可说干下了滔天大罪。1942年2月日军在新加坡进行“肃清” 行动，导致6千华人被杀(一说6万人) 。日军本身认为这场大屠杀是南京及马尼拉之后第三大的屠杀。另外，日军也对华人敲诈5千万元的“奉纳金” 。这笔庞大的钱却被日军视为是“救命”措施。[5]

对侵略者的反抗是国人神圣的任务，得到后来正面的认同。抗拒日军统治是我国建国历史的一部分。抗敌是为国家存亡和尊严而奋斗，人民付出巨大的代价。在英殖民统治被驱出后，人民揭竿而起作出反抗是很自然的爱国行为。日据时期，各族群都是受害者。根据P.H. Lim的考证，不管是马来族、华族或印度族所著作的回忆录，对日据时期的结论皆指出日军统治带来极度痛苦。[6] 反日统治的形式包括武力和非武力。对侵略者而言，不与其合作就是极大的反抗。有不少的人就因为不合作而牺牲了性命。
抗日工作来自于不同族群和群体。抗日势力的多元性是肯定的，他们包括136部队、倾向国民党或共产党政治背景及马来同胞等，当然也有不同政治思想和背景的。但其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捍卫国家和反抗侵略。马共是积极参与抗日工作的一份子，并在日军投降后被视为对抗日作出一定的贡献。明显的，不是所有抗日势力都是共产党或跟它有关的。把抗日势力归纳为共产党势力，是不符合历史的事实。
 
日本军国主义及战后日本右派集团试图把其侵略扭曲为一项把西方统治者驱出亚洲，并“解放”殖民地的行为。事实则是一个更残酷的殖民统治代替英帝国的统治。这是因为其真正的动力是经济掠夺。日本曾经从战争中获得极大的利益。1894年的甲午战争使它夺得了台湾又获得清朝政府的赔偿。 1905年的日俄战争再使日本夺取朝鲜半岛为其殖民地，并占领了库页岛南段。1931年三一八事件使日本得以设立“满洲国”伪政权为幌子，控制了中国东北。
 
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日本打著反抗西方殖民地主义和维护亚洲人利益的旗杆，企图建立一个“大东亚共荣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以战争来争取代替西方列强为亚洲的“霸主”。其军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杀戮，赤裸裸的暴露出来。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件，日本暴露全面侵略中国的野心，战火并燃烧到整个东南亚。企图以“解放”殖民地作“解释”，是对战争罪行“自欺欺人”和无悔意的摆脱责任的行为。

抗日运动对激发华族国家意识有一定的作用。根据谢文庆(Cheah Boon Kheng) 的研究，日治时代的社会与政治效果是引发国人的政治意识及国家效忠。对华人而言，抗日是为了保卫他们已长期居住的国家，象征着他们对马来亚效忠，并以牺牲生命来保卫他们的家园，产业及权利。这是华族在日据之前统治者不曾要求过的。[7]
评估抗日的角色和贡献，要以当时的政治形势为出发点。历史的理解不应该把历史事件混淆。马共对抗日历史的贡献和地位不应以其独立后的历史来作评估和判断。若把后来才发生的历史参杂在当时的历史中，便缺乏客观性。这很难对历史作出交代。
 
 
纪念碑的意义
 
邱家金教授说战后一些地方曾经有抗日纪念碑之建立，之后大部分被拆除了。无论如何，设立纪念碑是有其理由和意义的。
 
纪念碑的基本理由是对日据时期的铭记。主要用有3个原因：
1. 英国殖民统治的马来亚是一个多元、和平及经济繁荣的地方，并拥有其特殊的多元种族社会。破坏马来亚及亚洲和平的祸根就是日本的军国主义。纪念碑是使我们铭记这个侵略行为是不可以被接受的。
2. 日据时期严酷的“刺刀统治”，尤其对华族的陷害及掠夺，包括大型的“肃清” 行动、屠杀、奸杀、酷刑、放火、掠夺等等罪行及从民间敲诈庞大的金钱，侵略者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侵略者的非人行为不应该被遗忘，或被视为是一项“普通” 历史事件。再说，5千万元所谓“奉纳金” 至今日本不认账，即说明此历史事件仍未了解。
3. 日本不认真处理历史事实，和不诚实的道歉，对东亚，乃至东南亚的稳定只有负面的影响。日本企图抹杀历史真相，其不反省的态度也欺骗了战后出生的日本人民。隐瞒历史事实及其他小动作，不会永远掩饰它曾犯下的过错。
 
有关日据时期的纪念碑保留了对国家一段重要历史的记忆。其意义包括以下几个：
1. 对日据时期所有牺牲者的共同记忆。对牺牲者作出较具体的研究和理解，还待认真的去处理。日据时期已过去了60年。国人对这段历史仿佛还没有一个较全面和一致的认识，唯有坚持把它保留我们的记忆里。近年来有一些研究陆陆续续的出版，有助于提高对这段历史的了解。一部相当完整的历史著作也在1998年面市，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位欧洲族的历史学家。[8]
2. 反对侵略战争的象征。除了历史研究之外，举办纪念活动和设立纪念碑也增进了一些正面的认识。不管是研究或纪念性质的举措，目的是使国人不忘掉这一段历史以及纪念为捍卫国家而牺牲的烈士和人民。
3. 对日本逃避历史现实的行为作出提醒并使其反省。日本篡改历史课本事件，使中国、韩国及朝鲜与日本的关系无法提升并有恶化的倾向。客观的面对历史及认真对待其教训是最好的反省行动。日本在这某方面还是缺少真诚。面对“奉纳金”的问题即是其中一例。
 
 
结语
反抗与捍卫国家的举动是60年前的日本侵略行为所引起的。近年由华社设立的抗日纪念碑是一个象征性的建筑。对此项象征性的石碑的非议是不幸的和不必要的。纪念碑是为了避免历史被遗忘或被抹黑。
 
华社对记载日据历史的工作长期处在“只听见雷声不见雨”的阶段。一些历史家已经出版了好几部有关的著作，其中Kratoska的著作有三部包括?马来亚日据时期的社会和经济史?。从各方面的考虑，目前最实际的工作是先把此书翻译成中文版。经费允许时，再翻译其它有关的著作。这是日据时期过了两代之后所应该做的事情。
 
(作者为华社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代表他个人的意见)
 
 
注释

1.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61.
2. Henry P. Frei, “Japan remembers the Malaya campaign”, 1995. 载 Malaya and Singapore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edited by Paul H. Kratoska, Singapore: 1995.
3. Abu Talib Ahmad, “The impact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n the Malay-Muslim population”, 1995. (同上)
4. Lawrence Siaw, Chinese Society in Rural Malaysia: A Loc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Titi, Jelebu,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5. Abu Talib Ahmad, “The impact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n the Malay-Muslim population”, 1995。 (同注2).
6. P. Lim Pui Huen, “Memoirs of war in Malaya”, 1995, (同注2).
7. Cheah Boon Kheng, Malaysia: The Making of a N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2.
8. Paul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Socio-Economic History, London: Hurst and Company,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