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本来是华人对非亲属的一种普通尊称，例如“叔叔”“伯伯”这类的称呼，“大伯”当然比“大叔”更有敬意，加上一个恭敬的“公”字，就顺口地叫成“大伯公”了。

“五属之侨凡有所获，不自以为功，而归功于大伯公。”

这是槟榔屿市区外沿海岸的一角上，有个名叫“海珠屿”的地方，建有一个庙，庙中有一块壁碑，碑中有的几句话。
 
先应该知道的，马来亚第一位的“大伯公”，即是槟榔屿第一个上岸的华人。大伯公，这个神灵的名称，不属于任何那种宗教，即他是各式各样神灵中的 “独立人士”似的；但是，大伯公受人敬拜的信仰力量，在南洋却很普遍，因此，南洋到处有大伯公庙，也听到各处都以膜拜大伯公为习俗；人们一感到有什么困难时，即刻会想到他，说出“去求求大伯公吧”；因此，变成在人们的心灵上，大伯公是有不可思议的保护力量，既不若女性造型的观世音菩萨来得柔和，也不若青龙在的手的关公来得威灵显赫，因有这样的玄妙，大伯公在这里人民间的心中，自有他的另一种威信，能够顺和地适应人心；所以，南洋的老老小小男男女女，都要敬拜这位不属任何宗教的“大伯公”了。
 
大家已经知道，莱特上校在1786年8月10日，到这个一片尽是原始森林的槟榔屿荒岛来开辟时，想不到荒岛上已有58个渔民先他在此；这58个渔人中，至少有3个华人早已在这里了，一个是姓张，一个是姓丘和一个是姓马。

先要说的是第一个姓张的，他的名字叫理。有句成语曰“申张公理”，好像为大伯公的精神先作了一个注释；大伯公的能成为神灵，最主要的任务，是帮助人们“申张公理”。

张理，是广东的大埔人，在18世纪中叶的乾隆十年间，偕了同乡人丘兆祥，另一位福建永定人的马福春，一起坐了帆船南来，莱特到槟榔屿的1786年是乾隆五十一年，那么，这3位最早到槟榔屿的华人，至少较莱特早到槟岛有40年。

他们3位是结拜兄弟，张理是大哥，正兆祥是二哥，马福春是三弟。张理是知文识字的，可能在中国原是一位教师；丘兆祥传说是铁工；马福春是煅炭的。他们3人情谊很深，一同飘洋过海到了这个荒岛，帆船就泊在“海珠屿”的海边，踏上这块土地的一角，就成了“大伯公庙”的起建处，也成了大伯公神灵的发源地。

他们3人踏上荒岛，当然无书可教，无铁可打，无炭可烧，只能变成原始生活的鲁滨逊，很自然地成了渔民；58个渔民初见莱特时，他们3人中有丘马在其中，他们比莱特上校早登槟榔屿确是事实。
 
张理一直住在海珠屿，而丘二哥和马三弟就在附近地方找生活，他们常常欢聚，虽然身在荒岛，可是情逾骨肉；丘马二人忽然好几天不见张理，就一同到海珠屿来探访；到了海珠屿，只见他已在石岩之中坐化了。丘马2人就将他安葬在石岩的旁边，用非常敬诚的礼来祭祀他。后来，丘马2人也去世了，这时，来到槟榔屿开荒的华人，也渐渐的多了，丘马的同乡们把他俩也安葬在张理坟墓的左右，而这个荒岛上，一片榛莽，没有宗教可依，没有庙宇可拜，人们一有恐惧忧虑，无处祈求，但华人对神道的迷信心理是有传统观念的，加上荒岛上瘴烟特重，疫疠易生，这些初集槟榔屿的华人们，对张丘马三人的义气很钦慕，就开始用敬仰的心来膜拜他们，祈求他们的的神灵保护。

事实的需要性，符合了观念上的应验，自然而然地尊称他们。“大伯”本来是华人对非亲属的一种普通尊称，例如“叔叔”“伯伯”这类的称呼，“大伯”当然比“大叔”更有敬意，加上一个恭敬的“公”字，就顺口地叫成“大伯公”，而无形中变为专有所指的神性名称了。

据许云樵教授在马来亚丛谈中说：“经过许多研究的专家为认大伯公，就是中国的“土地公”，理由有3：㈠南洋各地奉杞大伯公的庙，叫做福德祠，中国的土地庙也叫福德祠。㈡土地公是到处必有的，而且一个地方有好几间土地堂，不比城隍庙，一县只能有一座，大伯公庙也是如此。在星加坡只有一座城隍庙（在柏城街），却有十几间大伯公庙，可是并没有一间土地庙。㈢广东客家称土地公为“伯公”，这里的大伯公性质和土地公相同，祗是名称上多一个“大”字而已。
 
大伯公的“大”字，都以为是尊崇他的意思，其实“伯公”二字固然是从客家话来的，但这个“大”字，可不是中国话，原来是马来话称“神”叫做 Datoh一字的缩称toh的译音。大约最初马来人称“伯公”（土地）为Datoh Pekong,华人发音不正，唤作大伯公。伯公两字是客话，因此学者认为是客人从广东带来的，客家人南来，最早都是开矿的矿工，矿工是要冒犯土地的，掘地、翻土、都是使土地公不安的，因此非得拜他不可，最初拜他时很简陋，正像中国乡下的土地堂，和鸡棚一般大小的都有，后来有些积蓄便在他们聚居的地方，建造一座堂皇的福德祠来祀奉他。……”
 
(二之一)